文/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運籌管理系 蔡坤穆教授 撰寫
今年，是超級選舉年，全球六十多個國家、超過一半的人口要經歷各式各樣大型選舉，而年底美國也要迎來總統大選，在川普或將挾帶高人氣強勢回歸的同時，「美中貿易戰」這個詞又再度浮現媒體版面，但美中貿易戰到底是甚麼呢？它的起源、本質、以及影響究竟能涵蓋到甚麼程度？筆者從供應鏈學者角度，希望能帶各位讀者從美中貿易戰【真正的本質】來看對全球的衝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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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中貿易戰源自美國前總統川普在競選時的口號，當時川普高喊：「美國優先！」吸引大量選民，當時的時空背景，是因為2017年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高達3752億美元，川普認為此乃因為美中之間，有嚴重不公平貿易的問題。因此在他就任後，即於2017年8月大刀一鍘，下令就智財權、創新、科技、政策等，展開「301不公平貿易」調查。
第二年，2018年3月，川普簽署備忘錄，並於該年7月對中國輸美價值340億美元的商品徵收額外25%的關稅，希冀迫使中國改變對美國不公平貿易的行為。中國商務部也於同一日作出反制，對340億美元美國輸入中國的商品徵收25%的額外關稅。
經過三階段美國對中國額外關稅的徵收，另外加上中國對美國報復性的額外徵收，美國對中國平均關稅即由2018年的3.1%升高到2020年的19.3%；中國對美國的平均關稅亦由2018年的8%到2020年至今升高到20.7%，能夠看到短短幾年間，超過12%的變化。但貿易戰之前，中國對美國平均關稅即一直高於美國對中國，即至今日雙方仍維持2020的關稅率。
近幾年來，全球產業供應鏈結構，受到美中貿易戰衝擊，加上隨後的COVID疫情的影響，產生了巨大的變化。尤其是美中貿易戰演變至今已由原先純經濟的問題，變成政治的問題，慢慢地從結構面改變了全球供應鏈的面貌。
為何中國對美國的平均關稅會一直高於美國對中國的關稅？主要是在WTO規範下，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都會有許多讓利的行為，其中一項即是關稅。但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，其中人均GDP超過已開發國家門檻的2萬5千美元水平的人口數也已達數億人，但仍一直享受著開發中國家在經濟上的利益。因此美國國會於2023年撤除中國「開發中國家」地位；德國也在同年宣稱將不再視中國為「開發中國家」，並要求中國要承擔更多國際秩序下的責任。
所以美中貿易戰的本質雖然原本是經濟問題，但中國為了報復，不斷拉高對美國的關稅，使得貿易戰延伸到了國家競爭力的政治問題。這場戰役越演越烈，甚至到最後，美國開始注意到中國科技實力對美國的威脅，諸如5G、AI、中國製造2025等，也加大力道調查中國在智財權對美國不公平的對待等等，尤其是中國一帶一路政策，也老早就在挑戰美國的國際影響力。種種因素，遑論美國對中國領導人的不信任等，是這幾年貿易戰的層次一再提高的主因。
可以預見的是，這貿易戰仍會持續一段時間，那對我們會有哪些影響呢？
過去中國的改革開放，那個年代正好搭上WTO全球化貿易協定的順風車，讓全球供應鏈的結構逐漸走向一體化，並以中國生產分銷全世界為主要的運作模式。然而美中貿易戰後，加上2020年COVID疫情，再度動搖全球供應鏈的運作模式。企業及西方國家體認到除了成本之外，因為包括晶片、汽車零件等產業出現了”斷鏈”的慘況，衝擊各個層面，才讓全球企業意識到「供應鏈安全」是不可忽視的關鍵因素，尤其與國家安全相關的醫療、關鍵零組件等的供應，處理不當甚至會影響自已國家人民的生命及企業的運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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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許多國家開始體會到一件事，與其以成本為主要考量，在「理念相同的夥伴國家」生產，更是穩定的選擇。企業開始改變選擇供應商的決策因素，尤其2021年拜登當選總統後並未降低對中國的進口關稅，”與中國脫鉤”幾乎成顯學。全球的企業，包括中資企業都大舉往東南亞、印度移動，或往墨西哥、台灣等地遷移。2023年美國自中國進口量降低20%，為4272億美元，墨西哥則是在20年之後首次超越中國成美國最大進口國，為4756億美元，顯示美中貿易戰對供應鏈結構的影響日益顯現。
美中貿易戰也驅使許多台商返台投資，如伺服器產業因美方要求非中國生產，因此幾乎全拉回台灣生產，使得台灣生產佔全球伺服器出貨量達九成，相關資通訊零組件等也大舉返台生產，強化了台灣在資通訊領域上國際的地位。疫情期間，因台灣社會受疫情的影響不大，受惠於疫情期間與疫情剛結束後爆炸性商機的推動，使得台灣對外出口於2021年開始爆發達4464億美元及2022的4794億美元，即便去年下降到4323億美元，相比美中貿易戰之前的2018年的3340億美元，仍有相當幅度的成長。其中對美國出口額也由2018年的395億美元，成長到2022年的750億美元及2023年的762億美元。除了台灣本身出口強勁外，台商於美中貿易戰後也由中國大舉遷移至東南亞國家設廠，如製鞋、成衣、金屬加工、民生用品等產業，亦正好搭上政府2016年開始的南向政策，不僅避開了美中貿易戰的傷害，更進一步厚實台商的商業實力。
許多企業，包括中國本身的企業，選擇到中國以外的地方設置新的生產基地，滿足以美國為主的客戶的需求。然而，即便東南亞、印度、墨西哥等地因廠商撤離中國而獲益，但該等廠商仍有許多並未完全離開中國，主要乃因中國本身即是一個具消費力且龐大的市場。因此，在國際上有China+1(中國加一)的供應鏈策略正在進行，亦即許多企業仍保有在中國的生產基地，但可能降低投資或縮編，而把資金投資於中國以外的地區。此種China+1的策略本身即是企業建立供應鏈韌性(supply chain resilience)的一環，為廠商因應多變的國際情勢下，在供應鏈結構上的調整。
國際供應鏈結構從美中貿易戰之前，只講求最低成本的結構，到考量在夥伴國家生產的安全問題，再到China+1降低供應風險的供應鏈韌性的建立，在短短數年間，印證了供應鏈結構的轉變。台灣的企業在此變局下，憑藉本身技術能力、全球化的經驗、台灣政策穩定與快速因應、人才與資金充沛等，即便有些衝擊，但相比於其他國家，所受影響相對較少，並有更好發展的機會。這兩年來AI與晶片的議題將台灣推上國際供應鏈的浪尖上，我們需沉著因應，提升國家及企業本身的供應鏈韌性，把握難得的AI商機，維持政局穩定，再創台灣經濟的高峰。
